驻马店外国人眼中的王世襄

太多的人被称作“最末一位名士”。这是17世纪初耶稣会传教士们在给他们的欧洲听众讲解中国文化时，从西塞罗及古罗马其他作者那里借用的一个词。且不管这个词总是把才女排除在外(王世襄的夫人袁荃猷就是在其最杰出者之列)，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这个词也是不合适的。它似乎认为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是在其终了而从未不是处于开始阶段；它错在推断研究过去事的人，多少必属于过去。尽管在所有其他才学之外王世襄深通中国古代文字，用这个表面上诱惑人的词来描述他的事业和品格也特别不合适。相反，我们今天尊敬王世襄，不仅因他在漫长而多产的人生当中很注意吸收前人的成就，实际上，更是由于他表现了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性文化。这种现代性的文化形成于他出生的1914年前后的年代中。那一代的知识分子在重新评价一些文化传统的要素时，认为其价值受到文化与社会中保守主义因素的影响而被低估了。他们研究的范围中，包括白话小说、最早的书籍插图、建筑和环境史以及中国科技传统的保护——其研究常常利用过去被忽视的工匠们口口相传的知识；还包括被前辈学人珍爱把玩、却罕有认真系统探讨的物质文化，那一代知识分子也决定填补这些空白。他们冀求将构建中国的过去作为构建中国的未来的途径。作为爱国者和国际主义者，他们又冀求在不低估其他文化的同时，给予中国文化更高的重视。王世襄的研究正应该置于这种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情境中来认识。

  使他蜚声国际的著作是有关中国家具史的。早在1940年之前，明代的家具就已成为欧美学者的研究对象，但是他们错误地认为，中国古典家具的艺术成就在其产生地无人研究、被忽略以至被低估了，在某种意义上他们还将其归功于西方的“发现”。王世襄不仅用他多年的研究，也借助为国外所不了解的收藏鉴赏的有绪传统，指出了家具的研究在中国现代性文化的创造中占据着重要的核心位置。

  王世襄访问英伦时，我还在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担任管理员，负责博物馆名贵的中国家具。如今我站在这些家具或其他中国展品之前，脑海中首先浮现的往往是王世襄那时告诉过我的东西。在我的记忆中，他讲解时从没有半点要人领情或不耐烦的语调。众多的知识使王世襄感受到乐趣，这些乐趣通过他的写作传播给国际观众；同时，他本人也和众多的国际人士接触，使之受到感染。万分荣幸我也是其中的一个。

  王世襄一生的事业是围绕着保护文物、保存那些孕育了文物的文化实践而展开，但他保护文物绝不是为了一己之私。一个真正的爱国者有信心认为中国文化遗产是值得全世界留存的珍宝，这种信心让王世襄对他所花费的时间和极为丰富的知识毫不吝啬。他认识到今天的成就只是明天的基础——又是这种大学问家的谦逊让王世襄如此无愧于这项表彰跨文化交流领域的杰出成就大奖。